韩小蕙
光明日报社原领衔编辑。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版《韩小蕙散文代表作》等三十部作品集。主编出版历年《中国散文精选》等六十四部散文合集。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优秀个人、新闻界最高荣誉韬奋新闻奖等。曾获首届中国女性文学奖，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首届郭沫若、冰心散文奖，以及老舍散文奖、北京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等。有作品被译往美、韩、匈牙利等。年应邀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在该馆演讲的作家和编辑，并荣获美国国会参议员“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奖”暨旧金山市政府奖。
协和大院一百年（名医篇）
前文说过协和大院经历了四次大折腾，本章讲述大院16栋小洋楼里住过的五代人。
—年，第一代
年，马路对面的协和医学院竣工，14幢绿色琉璃瓦大屋顶宫殿式建筑错落有致，亮瞎了老北平人的双眼。花园别墅的协和大院也同时交付使用，16栋小洋楼就像把美国小镇搬到了北平市中心。当时住进了第一批住户，都是协和聘请的外国医学专家，以美、英为主。那时大院里的规矩大了，不准骑着自行车满院子乱窜，不准大声喧哗，不准摘花折草等是最基本的。此外还有不许佣人随意在大院甬道上大摇大摆，洋楼后面有专门让他们行走的通道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规矩作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劳动人民的罪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声讨之、批判之……
遗憾的是我无法弄到他们的资料——姓甚名谁？某科专家？资历业绩？医治过哪些名人以及非名人？成功实施过哪些疑难手术？……但根据资料，可约略看到一些他们的生活状况：
在老协和的怀抱里，洋教授们的北平生活是相当滋润的。本来从欧美到落后的旧中国来工作被视为畏途，但协和医学院采取了一些措施，以良好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吸引来了许多高水平的洋教授。老协和开出了相当高的工资和补贴，年收入（美元）：院长，教授兼系主任，教授，副教授，图书管理员，护士长，护士。当时老北平的物价非常便宜：包租一辆人力车每月18—20美分，煤10—12美分/吨，电费每月8—12美分，牛肉14—20美分/斤，野兔35—40美分/只，鹅1美元/只，鸡蛋18—24美分/斤，苹果6—7美分/斤，松子8—10美分/斤，竹笋10—12美分/斤，花椰菜20—30美分/斤，洋葱6—8美分/斤。对于刚来北平的洋教授来说，一个月花上美元就可以包下一套宽敞和设施齐全的公寓。多数外籍员工都选择了住协和的房子，主要出于安全和经济上的考虑，协和大院的每一座小洋楼，包括餐厅、客厅、书房、花房和多间起居室，桌、椅、床、书柜、梳妆台、衣柜，样样齐全。有的收入可观的洋教授家庭，一家就可雇佣三个仆人，仆人们的年薪总共不过数百美元。协和医学院还对外籍子女的教育问题十分重视，开办了一所北平美语学校。该校主要是为美国孩子接受初等教育而创办，到20年代初还开设了高中课程。作为交换条件，医学院向这所学校提供了四万美元的捐款用于改善教学条件，如果洋教授的子女要进入这所学校读书也要交一定的费用。托儿所每年交60美元，一二年级每年交80美元，三年级到小学毕业每年交美元。来自于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教工子女学杂费减半。
旧中国尽管贫穷落后，老北平还是热闹非凡的，主要大街两侧排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店，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大街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任意一条大街上都可以看到多家瓷器店。哈德门大街附近有多家地毯店。德胜门大街可以找到多家毛皮店，拥有黑貂皮、水獭、貂皮、北极狐狸皮、蒙古犬皮、俄国羔皮、海豹皮、狼皮、熊皮和鹿皮等各类服装……老北平还有三个电话局，共有大约1万部电话。北平的报业也相当发达，仅英语报纸就有好几种，如《北平领导者》《北中国之星》《北平和天津时报》，每份报纸10—20美分左右。当时大约有0—名欧美人生活在北平，有商人、买办、军人、政府和公司驻华代表、传教士、教职人员、医务人员、骗子、流浪汉……他们的生活已经相当中国化了。他们在北平的生活甚至可以称得上丰富多彩，比如一个月交上10美元就可以加入北平俱乐部，在国际娱乐活动中心打网球、溜冰、社交、餐饮、做宗教，当时北平已建有罗马天主教、联合教堂、主教派教会等多座教堂。
不过，相对于美国国内的收入，北平协和给的报酬还是持平的，所以医院工作的不少洋大夫，可以说并不是冲着赚钱来的，而是看中了这里的上升空间，想干出一番事业。北平协和医学院营造出的良好工作条件和稳定的生活待遇，不久就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一流的师资队伍和严格的教学要求筑成了老协和精神的要基，连续几届的毕业生很快就崭露头角，并且成为中国医学界的骨干；协和医学院的研究课题也都选择的是重大和迫切的医药卫生问题，当时中国的主要医学杂志如《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生理学杂志》等的重要学术论文，多来自协和；国外一些著名医学杂志上，也经常可以见到协和医学家的文章，其中有不少称得上是世界水平的科学文献。在不长的时间内，北平协和医学院就以精良的医疗队伍和高水平地奉献社会，在海内外声誉鹊起。
年以前的协和大院内景
老照片:街两边是一家挨一家的商店，热闹非凡
—年，第二代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洋大夫们撤走之后，中国教授逐渐担纲协和的学科建设，小洋楼亦第一次换了新主人，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大神级人物陆续住了进来。
这批人是协和大院的灵魂人物。他们大部分三十多岁或四十出头，正值年轻有为的年华，在美国名牌大学得到学位或是协和毕业后去美国进修后归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海归”。基本上都是年左右回来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激荡着他们沸腾的心潮，给了他们无限的憧憬和激情，一大批人，放弃了在美国好不容易才取得的优越工作和生活条件，相约回国报效。有的人是跟钱学森一样被美方堵截的，比如住在33号楼的王世真院士，美方软禁了他的夫人，他冲破重重阻碍才回到北京。又比如住在29号楼的眼科女专家劳远琇大夫，回国时本是与钱学森同一班轮船，开船后才发现钱学森因为美方的阻挠，没能登船……
那时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太需要人才了。协和也太欢迎这批专家了，所以给了最好的待遇，将他们及家属一一安置在协和大院的16栋小洋楼里，还有一半人住在位于北极阁的协和南院宿舍。两个北京城里绝无仅有的欧式花园大院里，立时热闹起来，大人笑，孩子叫，充满了欢欣鼓舞的氛围。
由于这些“海归”都是吃过洋面包的，所以简直是无缝衔接，过去大院里一些“残渣余孽”的规矩，还是被延续下来了，直到“文革”前还在执行着。比如下面5条：
1.为了午睡时安静，小孩子下午1-3点钟不许在院子里玩耍。
2.各楼的前院不许晾晒衣物（这规矩一看就是从欧洲带过来的，英国到现在也不能在室外晾晒衣物）。
3.院内不许骑自行车，门口有一个“禁止骑车”的牌子。
4.给各家送煤的车必须走两边过道，去各家后门。
5.不可以踩草地。
与当时外面胡同里的小四合院相比，甚至与京城的各路“大院”相比，“协和大院”名副其实就是一个欧式风尚的另类世界。据说在盖起“新楼”、军干们没有搬进来之前，海归教授们每年还都要举行圣诞节晚会。年的圣诞晚会是在43号楼结核病学家裘祖源教授家举行的，一楼客厅和饭厅的双扇玻璃门被打开，整个一层就成为一个大厅。有当时在场的一位大院“大孩子”在网上写道：可以想象一下，在刚解放不久的北京，冬天下着大雪，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袄，街上还有人拉的洋车。而在一墙之隔的院子里，在彩灯装饰的大厅里，一群协和的教授在圣诞音乐中，欢度圣诞节。小孩子们最兴奋，个个都得到了圣诞礼物。
彼时的协和大院里，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大神”多多矣：
比如住在41号楼的协和医学院李宗恩院长，住在31号楼的协和高级护校聂毓禅女校长，住在32医院李克鸿院长，住在42医院胡正祥副院长，这四位，在抗战胜利恢复协和时，是代表中方的董事会成员，分别是老协和教育和医疗系统的四根台柱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四大天王”(李宗恩、聂毓禅两位详见本书第七章《两位“华人第一长”》）。
年李宗恩院长“下放”云南后，全家搬离协和大院。翌年黄家驷教授被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全家搬入41号楼居住。黄院长是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在上海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胸外科病房，41岁当选为中华外科学会会长，是英国皇家医学会的唯一中国会员，是美国胸外科专家委员会的创始委员之一，是由周恩来总理调任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并且是任期最长的院长，共在位26年。这么大的官儿，这么逼人的范儿，可老爷子和蔼可亲，整天笑眯眯的，看到院子里的各色人等都点点头，有时还童心大发，兴致勃勃地和孩子们玩上一会儿。大院人都挺喜欢这位平易近人的“大院长”，对他评价甚好。本来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位治病救人的外科医生，谁知，他也是一个血很热的慷慨悲歌之士，请看——年“五卅”惨案爆发，他和同学们冲破校方的禁令，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年“八一三”事变发生，他勇挑国立上海医学院医疗队副队长的重任，医院。上海沦陷后，他不甘当亡国奴，毅然暂别妻儿，只身随上医内迁昆明、重庆，艰苦办学。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研修胸腔外科，获美国外科专家和外科学硕士两项证书，成为美国胸腔外科学会创始委员、美国亚历山大胸腔外科学会会员和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名列美国《世界名人录》。留美期间，他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年中国抗战胜利，他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决然回国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颠簸三天三夜，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年冬朝鲜战争逼近鸭绿江，他带头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奔赴冰天雪地的东北前线。年他组建了中国第医院——医院，亲任院长兼胸外科主任。年奉命调京，先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同时被任命为校长筹建中国医科大学。他以极大的魄力和干劲，依靠全体教职员工，亲自主持解决师资队伍、设备配备、校园建设、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不到半年即招来第一批8年制医学生，正式开了学。年，医院完成世界首例针刺麻醉下的胸外科手术，接着又完成高难度的针麻下外侧切口全肺切除术。此外，他还为各地培养了大批胸外科专业人才，建立和发展了胸外科专业队伍，为中国胸心外科事业奠定了基石。年在江西五七干校喂猪。年，黄家驷遵从周总理的指示，从干校回京，鉴于教育停顿、人才稀缺的状况，他冒着“复辟旧协和”“八年制医大阴魂不散”的罪名，向总理提议让已经分配大西北的医大低年级学生回校重修，得到总理支持。年，在美国医学会第75届医学教育会议上，黄家驷荣获“世界杰出医学教育家”荣誉奖。年他退居二线，组织编写了《黄家驷外科学》。年他不顾病后体弱，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5月13日出席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却突然在赴会途中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才78岁，可以说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与我们协和大院那么多位九十多乃至百岁老人相比，78岁实在是太年轻了！我想，如果黄院长不如此忙累，怎么也还可以有15年以上的寿命吧？痛惜哉！
黄家驷胸外科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第一任院长
大院里还有另一位大腕，甚至比黄家驷院长还显赫，因为年年国庆盛典他都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贵宾，这就是住在36号楼的张鋆教授（详见本书第十章《五位寒门学子》）。
此外协和大院里的重量级“国手”，还有住在42号楼的胡正详副院长。他是中国第一代著名病理学家、大神级医学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证实了白蛉子传染利杜氏体的途径，发现严重贫血可在颅骨内板形成局灶性髓外骨髓增生，证明了一种主要由大单核细胞形成的单核细胞肿瘤，提出了病毒性肝炎的病理诊断标准，恶性淋巴瘤的形态学与预后的关系等。当年孙中山肝癌的病理切片就是他做的。“文革”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横遭批斗迫害，因为他研究细菌和疾病，竟不知是哪个邪恶之人无中生有地污蔑造谣，说美国在朝鲜使用的细菌武器是他制造的！年酷夏的一天，在遭受造反派登门抄家并毒打后，胡大夫用刀片割开腹股沟动脉自杀身亡。他的夫人胡伯母是美国出生的华侨，仁爱慈祥，善待他人，“文革”前经常打开家门，让大院的孩子们到家里看电视，那时电视是极金贵之物，即使在我们这么高级的大院里也只有零星的几台。那些淘气的男孩子们一坐就是一大屋子，哼哼哈哈，直到把电视机里的节目全看没影儿了，才恋恋不舍地各自回家。胡大夫和胡伯母不嫌烦，有时还和他们一起看，并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后来，胡伯母伤心欲绝，也很快患上恶疾，追寻夫君而去，唉唉，惨哪！
胡正详（—）病理学家、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病理学系历届学系主任及学科带头人、医院副院长
住在32号楼的吴蔚然大夫和住在43号楼的吴德诚大夫必须一起说：中国著名外科学专家、大神级名医吴蔚然大夫相貌堂堂，永远的君子风度，早年他住在协和大院时，我还是几岁乃至十几岁的小姑娘，他那时大概是四五十岁，正是干事业的最好年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修养清雅高洁，跟人说话时，无论面对的人地位高低甚或是孩子，他也温柔和气，细致耐心。据说吴大夫一辈子诚以待人，善以待人，对年轻医生从来都以“某某大夫”相称，对患者和颜悦色，后来他成为中南海的医疗组长，我能想象他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时是怎样的一幅场景。
吴蔚然外科学专家，中南海医疗组组长
吴德诚大夫也是协和名医，泌尿外科专家，他不怎么在大院里出现，他家的三个女儿个个貌美如花，也不怎么在大院里玩。他留给我们大院最美谈的一件事，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享受到的“夕阳恋”，其实也算不上“夕阳恋”，而本来就是他的初恋：当年这位女子与他痴恋，但不知是遭到家庭的禁止还是战乱阻隔，反正是好事没成，致使这一对情男痴女劳燕分飞；后来又被海峡无情分割，天各一方，各自成家后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惯性滑行。孰料老天爷并没有瞎眼，到了晚年，吴德诚去台湾讲学，痴女见到媒体报道，毅然前去叙旧，俩人此时皆已单身，旧情轰然复炽，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可诗可歌的是，这一牵手就再也不愿放开，痴女跟着情郎来到北京，住进我们大院43号楼，俩人如胶似漆，连看电视的时候都手牵着手，时不时会心一笑。痴女有点外国血统，头发金红色，眼珠柠檬黄，皮肤象牙白，虽年纪一把了仍风韵典丽，真有点像从浓郁的俄罗斯油画中走下来的人物。几年后，吴德诚大夫“走”了，她伤心欲绝，又返身台湾自己家中，但每年还都会回到43号楼来看看亡夫的家，唉，也算是一支优美的安魂曲了（详见本书第十二章《三十朵金花（上）》）……
住在35号楼的何观清大夫和司徒美媛女士是协和大院最为亮丽的风景，为我们大院留下了永远的传奇:何观清教授高大英朗，玉树临风，用今天的一个网络词来形容绝对贴切，即典型一“高富帅”。何况人家出身于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专家，被尊为“中国流行病学先驱和奠基人之一”，为中国确立“流行病学”这一现代概念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曾两次奔赴朝鲜战场，为粉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立下了大功。他的夫人司徒美媛阿姨出身广东开平的名门望族，据说其亲戚中有多位美、蒋和民主党派高层人士，比如著名侨领、洪门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开国大典时站在毛泽东身后）和著名旅美画家司徒乔。司徒阿姨自己乃金陵女子大学一枚光彩夺目的校花，质性端雅，姿神令淑，说一口流利又规范的英语，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对外贸易学院任英语讲师，她的为人与何伯伯一样不卑不亢，云淡风轻，热心地教英语、教钢琴，教出了很多很多学生，有的连她自己都不记得了，但经常会在大街上被学生热情招呼。年中美关系解冻，吴蔚然大夫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医学代表团访美，之后吴桓兴大夫带队的第二个医学代表团访美，中国医学界的国际交往逐步频繁起来，医科院组织了一个英语提高班，参加学习的都是英语相当好的高级研究人员，所聘的老师就是司徒美媛。
何观清（—年）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专家，中国流行病学先驱和奠基人之一
据说当年这一对“高富帅”与“白富美”结为伉俪时，羡煞多少绅士、淑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夫妻二人对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深恶痛绝，认为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毅然决然与赴美、赴台的亲友们诀别，医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孰料风云突变，何观清教授因为对苏联“专家”的错误医学观点提出异议，被打成右派，从此一切全走了形：其大儿子何ZB以优异成绩考上某名牌大学，但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拨到了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即分配到北京远郊区偏远农村教书；其二儿子何ZY本来是游泳运动员，“文革”中被送往农村插队，丧失受教育机会，回城后成为一名靠出卖力气吃饭的送奶工。“好”在何观清教授本人未被发配边疆劳改，医院“监督改造”。“文革”中，他又被老账新翻，揪到医科院“黑帮队”中劳改，他的队友之一系我父亲，与何伯伯一起被拉上台批斗、一起被造反派呼来喝去，受尽羞辱。又“好”在何伯伯是一位特别淡泊人间冷暖且心胸极为开阔的厉害角色，白天接受批判和劳改，晚上回到家该做什么做什么，不卑不亢，不喜不悲。
大院的男孩们都是何教授的“跟屁虫”，一见他出现在大院里，马上就飞奔过来往上腻，这是因为他似乎特别喜欢跟孩子们交往，一点儿也没有大教授的架子。这位“高富帅”本性热爱生活，从年轻时就具有“民国范儿”的广泛爱好，喜欢玩又会玩，手下摆弄的都是高雅的玩意儿，比如摩托车、桥牌、多项体育运动等，活得丰富多彩，潇洒自在。到了周日，常见他骑着家里那辆大马力的摩托车，“呼呼呼”驶出大院门，风驰电掣间就不见了，夏天往往是去游泳，还高台跳水；冬天去滑冰，像年轻人那样迎风速滑，充满生命的激情和活力。他还不管有多忙，每周一定要抽出一个下午打桥牌，据说他的桥牌打得极好，当年曾在去美国的轮船上，打败一老外赢得了一部打字机；另一神传是说年在朝鲜战场的间隙，何观清、赵连璧、吴之理、杨庆勋等几位医生，居然还在志愿军卫生部打过几回桥牌，何打得最好……“文革”中，何教授赋闲，又居然带着他培养出来的大院里的一帮孩子，打成了北京市冠军队，还给专业队输送了好几名队员。
而我最佩服的，是老人家那副宠辱不惊的淡然、坦然、漠然、傲然、帅然，真让少年时的我高山仰止，蒙蒙昧昧地感受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不仅我，也不仅协和大院的人，凡我们街区这一带体育场馆、学校、机关、商店乃至胡同里的居民都认识何大夫，凡心地纯正和比较纯正的人，都带着倾慕和有点自惭形秽的神色，纷纷与路遇的“协和大院何大夫”打招呼，他们衷心佩服何观清教授不管何时出现在人前，皆梳着整齐的背头，穿着西式背带裤和质量上乘的衬衫，戴着学者的金丝眼镜，一看就不是凡人。最让人印在脑子里的是何伯伯戴着风镜，骑着摩托车一骑绝尘，转弯时，身体微微倾斜，气流将风衣高高鼓荡起来，简直帅呆了，没人在乎他是什么“黑XX分子”，倒觉得他像是从神话里下凡的二郎神……（（参见本书第十四章《大孩子们》）
33号楼的王世真院士千难万难回到中国，最后夫妻还是团聚了，他的太太儿科专家黄谨泉大夫绕道欧洲，辗转从芬兰乘船回到国内，夫妻俩一直与王院士母亲“王奶奶”一起过。“王奶奶”真名林剑言，老夫人竟然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嫡亲曾孙女，令人震惊！她老人家有三个儿子，个个都是“大神”，长子王世真院士是生命科学家、中国核医学事业的创始人和掌舵人，二子竟然就是著名文物专家、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学者王世襄先生（再度震惊！），三儿子是公路工程专家王世锐先生（详见本书第九章《四位世家子弟》）。
王世真（—）中国核医学之父
大院各界对人品评价极好的，是住在32号楼的吴征鉴院士。他是生物医学专家，毕生致力于人体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详见本书第九章《四位世家子弟》）。
吴征鉴（—）中国预防医学奠基人
大院里还曾住有一位“奇人”，即30号楼的王善源教授。他是年携荷兰籍夫人回国定居的，带回来40余箱精密仪器，周恩来总理都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他，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多次宴请这位大神，使他倍感荣幸。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聘他为一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增聘他为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
王善源(—)中科院院士、微生物学家
为什么呀？他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范儿”？原来他真的是一个厉害角色：精通美、法、德、日、荷兰、意大利、西班牙、马来亚等8国语言；分别毕业于荷兰莱登大学医疗系、法国巴黎大学物理数学系、英国伦敦电子与音乐工业公司学院（EMICollegeofElectronics）电子仪器系，先后获医学博士、物理学博士、电子工程学学士学位；专长医学、物理学、数学、电子学、化学等，研究工作涉及很多学科领域（哎呦喂，让我联想到多学科巨神达·芬奇！）。—年归国前，先后受聘担任过荷兰生物物理试验所所长、荷兰结核病门诊部主任、荷兰生物物理学会委员、万国生物气象学协会委员等；在全世界发表有关医学微生物学、生物物理学、胶体化学、统计学等方面的著作和论文70余篇，成就非一般科学家可企及。回国后，王善源研究员确定了“流行性感冒、肺结核及肿瘤的发病机制、防治对策及有关基础理论的研究”等的科研课题，对各项实验都亲自参加配液、实际操作、记录整理和论文撰写的全过程，始终把握着第一手材料，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他还在国内较早建立起小白鼠肿瘤模型，发现了肿瘤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产生，亦可消除，不是“不治之症”，从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这么介绍着，倒让我模模糊糊想起，当年似乎见过这位大神。但更有印象的是他的荷兰籍太太，像苏联老大妈一样胖胖的，金黄色头发，穿宽大的长裙子，基本不独自出门（那他们家的柴、米、油、盐怎么办？）还有就是他们家经常来一大帮老外客人，女的比较多，也都是穿长裙，也都是金黄色头发——那时候北京的外国人还非常少，老外都属于可堪远观的“西洋景”。
同住在30号楼的金荫昌教授也是一个传奇。他是药理学专家，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现啤酒花中的蛇麻酮有抗结核作用（后因链霉素的发现而放弃这一方向）；年回国，与其他新中国第一代药理学专家共同奠定了国家药理学研究和教学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大力介绍并推动以受点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分子药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指导完成中国特有的山莨菪碱临床前药理研究，指导抗高血压药物的药理研究；撰有《分子药理学》等著作。然而这些成就在大腕云集的大院里不算太突出，最神奇的是有大孩子告诉我们说，他是“美共”，也就是美国共产党员。我们先是惊讶美帝怎么也有共产党？又奇怪金教授明明是中国人，干吗不加入中共而去当美共？……当然了，我们谁也不敢去问他，这位大教授矮胖墩墩的，大脑门，发际特别高，戴一副金丝眼镜，经常穿一件灰色格子或咖色格子的呢子大衣，夹个大皮包，来去匆匆，从来不搭理孩子们。他的夫人是他燕京大学的同学唐冀雪阿姨，也是从事药学研究的。他们只有一个女儿金LI姐姐，是届老初二，会弹钢琴，经常从他们家传出行云流水一般的钢琴声。他家还有一奇，即他们的保姆是大院里唯一的男保姆，无论大人小孩一律称之为“老冯”。等“文革”后大家才清楚了，却原来金荫昌教授还是中共，年在美国留学时，经华人同胞蔡福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在留学生中间进行党的宣传工作。不幸的是年回国后，不知怎么没交接好，他的党组织关系未能得到确认，不但党籍没被承认，此问题还使他在回国后20多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打击和排挤。然而可贵和可敬的是，金教授始终热爱祖国，对中国共产党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信念矢志不渝，一直坚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直至年，他的党籍终于得到党组织正式承认，其中共党龄从年算起，并给予其离休干部待遇，金教授补交了从—年的47年党费。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编辑出版了《金荫昌·唐冀雪教授八十双寿纪念册》。年元旦，金教授在与唐阿姨度过结婚65周年纪念之后，于9月份去世，享年92岁。唐阿姨的生命力更柔韧顽强些，又多活了好几年，我听我老母亲说，前几年她们几位老人一起在大院里晒太阳时，已经九十多岁的唐阿姨跟她说，每天背诵唐诗宋词来锻炼记忆力……
啊哈，协和大院的“人物”太多了，碰面即名医，往来无白丁，简直说也说不完！单是中国医学和医学科学事业XX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大院里就特别荣耀地占有很多位。让我们顺着楼号一一数下去：
28号楼：
林巧稚大夫是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详见本书第八章《三位杰出女性》）。
周华康大夫是中国现代儿科学先驱和开拓者之一，医院儿科创建人（详见本书第九章《四位世家子弟》）。
29号楼：
梁植权院士是“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的奠基人”，为中国的基础医学教育和科研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当年的他也是青春倜傥，风度翩翩，与夫人王婉明结婚时，你道证婚人是谁？司徒雷登！对，就是毛泽东著文《别了……》的那位美国大使，时任燕京大学校长（详见本书第九章《四位世家子弟》）。
医院第一位全职眼科医生，并是协和眼科神经视野学专业组创建人（详见本书第八章《三位杰出女性》）。
30号楼：
王善源研究员是中科院院士、微生物学家。
医院药剂、药理研究的第一把手。
31号楼：
聂毓禅校长是协和高级护校第一任华人校长，是中国从事高等护理教育领导工作的第一人（详见本书第七章《两位“华人第一长”》）。
冯传宜教授是神经外科专家，是中国较早开展神经外科工作的老前辈之一（详见本书第十三章《三十朵金花（下）》）。
张乃峥大夫被称为“中国风湿病之父”，是中国风湿病学的奠基人（详见本书第十三章《三十朵金花（下）》）。
32号楼：
李克鸿院长是抗医院首任院长。
吴蔚然大夫中国最早开展胰岛移植治疗技术的专家之一，是最早在中国开展临床营养学研究的专家之一。
吴征鉴教授是中国预防医学奠基人，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陆如山教授创建了中国最大的医学文献库和MEDLARS中心，建立了中国世界卫生组织卫生与生物医学信息合作中心。他的夫人吴冠芸教授在中国最先建立起一系列遗传病基因诊断的新技术、新方法，并在实践中推广应用；又是中国在分子水平上研究中医药疗效原理的开拓者之一（详见本书第十四章《大孩子们》）。
连丽娟教授是妇产科专家，医院妇产科主任。
33号楼：
王世真院士是生命科学家、中国核医学事业的创始人和掌舵人。
张学德教授是内科学及传染病学专家、微生物学及病毒学家。组建全军医院(解放军医院）并任第一任院长（详见本书第十章《五位寒门学子》）。
34号楼：
张安教授是血液内科专家，中国血液病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夫人范琪教授是提出“中国人民最低热能需要量及其合理膳食结构”的第一人，为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打下基础（详见本书第十五章《小孩子们》）。
35号楼：
何观清教授是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专家，中国流行病学先驱和奠基人之一。
刘国振教授是中华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创建者之一，一直从事泌尿外科的临床与研究工作，医院的肾结核、肾上腺疾病、膀胱肿瘤等病的诊断治疗保持着国内先进水平。医院首位华人院长刘瑞恒的后人。
36号楼：
张鋆教授是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的第一位中国籍系主任，是全世界第一位提出“中国人脑沟回模式相同于欧美白种人”的医学家。
37号楼：
医院早期的儿科专家，后调去支援医院。他的儿子李天初院士是“院二代”的骄傲（详见本书第十四章《大孩子们》）。
张宽厚教授是中国微生物学会·北京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他的夫人李玉瑞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回国定居专家之一，是中国预防医学领域生化分子生物学的学术带头人。这位李阿姨是我特别敬重的一位前辈，在她晚年有所接触，所以要在这里多说几句：在大院的女教授中，我觉得她与胡懋华阿姨的为人有点相像，二人都是朴实无华，平易安然，低调做事，善待他人，由于宅心仁厚，在大院里人缘很好。李阿姨个子不高，不胖不瘦，不烫发，不化妆，衣服也不华丽，说话细声慢语，不急不躁。她有三个儿子，老二张JS比我高一年级，为人也很谦和，不怎么淘气，也不拔尖跋扈，跟李阿姨的风格一样，足见家风厚朴端正。我不记得以前在大院里能经常看到李阿姨，倒是在她晚年的80多岁高龄里，李阿姨有了时间，有时也出来晒太阳，和我老母亲坐在一起聊天，我也凑上去听着。但李阿姨从来不说到自己的业绩，以至于直到她年在86岁上去世时，我才从讣告中了解到，她这一辈子居然做出了利国利民的大成就：她从事矽肺治疗与机制研究多年，主持的科技部卫生部的汉防己甲素治疗矽肺原理、矽肺发病机制研究等课题曾多次获奖，对国家的防治矽肺科研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她还率先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尘肺胶原、蛋白多糖与纤维化关系的研究，从基因水平阐明硅肺纤维化的原理，填补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此外，她还特别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她的研究生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其中不少人从国外学成回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起到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天哪，协和大院真是藏龙卧凤，随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一位，无论男女，就是对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功臣！
38号楼：
李铭新教授是实验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及肿瘤病因学家，中国实验肿瘤学奠基人之一。
臧美孚教授是中国最具权威的男科专家，国际泌尿外科学会会员。
39号楼：
邓家栋教授是内科学及血液学家，中国血液学创始人之一，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
池芝盛教授是内分泌专家，中国糖尿病学界泰斗（详见本书第十五章《小孩子们》）。
费立民教授是外科专家，他的夫人韩美玲教授是妇产科专家（详见本书第十二章《三十朵金花（上）》）。
40号楼：
谢少文教授是中国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开拓者之一和医学教育家。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上首先采用鸡胚培养立克次氏体。20世纪40年代在细菌培养和鉴定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被应用了40余年。
杨简院士是病理学家，中国实验肿瘤学主要创始人之一，曾建立了中国第一株转移性瘤株和第一个瘤株实验室。
李士锷教授是生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家，创立了一系列微量测定蛋白质和酶的方法，在酶的理论和技术、磷酸胺酶生物化学性质方面、现代酶学和肿瘤发病关系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41号楼：
李宗恩教授是热带病学专家、北平（京）协和医学院院长（详见本书第七章《两位“华人第一长”》）。
黄家驷院长是中国心胸外科学和生物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是英国皇家医学会的唯一中国会员，是美国胸外科专家委员会的创始委员之一。
42号楼：
胡正详副院长是中国第一代病理学家，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病理学系历届学系主任及学科带头人。
43号楼：
裘祖源教授是结核病学家，中国防痨事业创始人之一（详见本书第十章《五位寒门学子》）。
宋儒耀教医院第一任院长，他出身贫寒而聪敏好学，怀有济世之心，得到富家小姐、他的夫人王巧璋教授的终身佐助，终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整形与颌面外科教授，并成为中国整形外科的主要创始人（详见本书第十章《五位寒门学子》）。王巧璋教授也是协和名医，医院口腔科主任，毕生致力于龋齿预防与病因的研究工作，因其卓越贡献而被国际牙医学院授予“院士”称号。
吴德诚教授是泌尿外科专家，是周恩来总理医疗小组成员。
4号楼：
胡懋华教授是中国第一代著名放射学家，中国临床放射学的奠基人之一（详见本书第八章《三位杰出女性》）。
医院乳腺外科首席专家，最擅长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手术治疗和术后综合治疗以及各类乳腺良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被病人神传为“黄一摸”。是澳大利亚大学医学院荣誉研究员。
7号楼：
薛社普院士是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实验胚胎学家和生殖生物学家，中国细胞分化调控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详见本书第十章《五位寒门学子》）。
…………
哦，真是伟大啊，声震中国及国际医学界的一代医学大神们，救治了无数病人的大医名医们，在大院里留下了辉煌身影的前辈们——向你们致敬！给你们鞠躬了！
—今天，第三代—第五代
年“文革”风暴骤起，天地为之一变，协和大院也紧跟着时代而巨变。最先的一个大突破，就是打破了小洋楼的“专家教授专属资格”，勒令住在里面“养尊处优”的各家腾出“多余”的住房，然后，医院的工人阶级——勤杂工、维修工、清洁工、洗衣工、厨师、门卫、干事、司机、花匠……组成的“专政”队伍，带着全家老小以及鸡、鸭、鹅、鸽子、兔子，以及五彩缤纷的旧家当，扬眉吐气地住进了各个小楼。连林巧稚大夫的28号小楼也没能幸免，一楼大客厅被腾出来成为“造反派”的活动场所。只有住着梁植权院士和劳远琇大夫的29号小楼没有被入侵，大概是那座小楼房间比较少？或是梁院士和劳大夫都没有被“揪斗”为“黑XX分子”而无从下手？或是两家以什么理由进行了有效抵抗？不知道。
不过，也幸亏还留下了这么一座原汁原味的小楼，它也就成为大院里唯一的一座没有破坏掉原有格局的小楼（其他各楼的开放式阳台已全部被住户封闭成房间了），使得如今的有些影视剧组还能来拍个片子什么的，也使摄影发烧友能拍下最原始面貌的协和小楼，还给历史留下了一道轻微的痕迹……
从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又过去了，有一天不经意间，我突然惊讶地发现，石板甬道旁的一排杨树，已经从水杯那么粗细长到了水缸粗。小洋楼已经成为百岁老人，它的胳膊、腿、脚和全身的骨骼都已老化，血脉不畅，供氧不足，也就更加禁不住人口的快速膨胀了。于是，于是啊，昔日里让人仰慕、让人艳羡、让人觊觎、让人占领的美式小洋楼，被住成了破落的大杂院；昔日里绿草如茵的欧式花园大院，如今成为菜地、停车场（三轮摩的）、杂物仓库、破烂堆放场……（详见本书代跋《绝唱》）
除了唯一的协和大咖吴立文教授还在，过去所有的大神、大医和名医们，全都已经离去了。
今天的29号小楼
韩方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