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打去年开始返乡创业，从事农业劳动。由于多年在城里上学、工作，直到现在才发现小时候的农业劳动方式已经很少有农民再坚持了，现在的农业生产和以前已经大不一样，现在有很多“高招”可以用，农民们也很乐此不疲的向我介绍他们近几年屡试不爽的“高招”，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刚入门的学徒弟子，而我的不采纳，也招来了各种冷言热讽。这些“高招”对于很多农民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因为大家都在用，也确实在劳动中帮了不少忙，但对于我来说，却产生了很多的疑惑？
疑惑一：草死苗不死？
政府的农业部门在老家附近的一个村子搞试点种植谷子，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还要薅（hao一声）苗（在谷子刚出苗时拔掉和谷苗一起长出的杂草），他们的代替方法是在农田直接喷洒除草剂，这样保证全年不长杂草。我的疑惑是：为什么喷洒除草剂时不用躲着秧苗，同样是绿叶植物，草都死了，庄稼为什么还能茁壮成长？后来我发现，大豆、红薯早已开始采用这种方式除草。
疑惑二：农民为什么不留种了？
我家有个小院子，我妈每年都在院里种黄瓜，小时候每当秋天，黄瓜架上都要留几根老黄瓜，我妈不让摘，说是留种用，而现在我家的黄瓜架上在收架时都看不到老黄瓜了，我问我妈今年怎么不留种了，我妈告诉我，现在的黄瓜只能种植一代，二代种子长不出东西来。我的疑惑是：是谁在种子上面搞了鬼？
疑惑三：为什么农田如此高产？
同是一亩地种玉米，为什么以前卯足了劲，只能收七、八百斤，而现在很轻易就收一千四、五百斤，有的甚至超过两千斤？再有，现在的黄豆都是圆形，个头越来越大，小时候那种小粒、腰子形的黄豆去哪了？
疑惑四：虫子不吃的庄稼，人能吃吗？
没有人否认，现在的生态恶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以前的庄稼不打药，或者打一遍药就能丰收，而从几年前开始，就要打好几遍药了，因为天敌的减少，和害虫抗药性的增强，使得虫子越来越难控制。但现在，某些庄稼已经变得“虫子不爱吃了”。我的疑惑是：虫子都不吃的庄稼，人能吃吗？
面对这些疑惑，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想询问老人，但这不是农民的经验和发明，这是现代科技手段，于是我打开电脑，不断的搜索，最后我发现只能把解答权交给一家美国公司了，这家公司便是—孟山都Monsanto。
起底孟山都
其实很多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档案挖掘出来的证据，孟山都公司早在年就已经充分认识到草甘膦导致哺乳类动物患癌的可能性。 最近，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声明，将草甘膦（抗农达除草剂的主要成分）分类为对人类“可能的致癌物”，同时在动物中“充分显示出”致基因毒性（1）。全球媒体广泛报道了将其毒性等级调整为2A的该则消息，致使孟山都公司立即采取行动，以减弱报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正式报告尚未发表，孟山都依然要求立即撤销这份报告！不出意料地，行业牵头组织草甘膦特别行动组（GlyphosateTaskForce）表达了更多的愤怒（2）。该特别行动组还资助了一帮与生物科技产业联系密切的作者，撰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献综述论文（3）。但是因为这篇论文存在明显的偏见（文章声称草甘膦对人类没有任何致癌性），所以在第三方独立研究人员审查这篇文章前，我们最好还是先不要去管这篇文章（4）。 尽管面对不断增加的负面证据，孟山都依然不断辩解，称只要按照指定方法使用，草甘膦和农达实际上都是无害的（5）。于是，我们在美国环保署的档案中搜索，希望可以查明在草甘膦最初注册的时候，人们关于它到底知道些什么。这项调查继续了《可持续脉搏》（SustainablePulse）前一段进行的相关调查。《可持续脉搏》通过系列调查突出揭示美国环境署在毒性判断上态度在年发生突然转变。新的发现非常耐人寻味，～年间，“生物动力公司”（Bio/dynamicsInc.）等为孟山都服务的很多实验室开展了动物实验（用大鼠、小鼠和狗试验），以检测草甘膦急性和慢性的毒性影响，呈交实验报告给美国环保署予以考量。这些报告中有两份研究报告涉及大鼠三代繁殖的影响（6）（7），还有一份名为“大鼠食用草甘膦的终身研究”（8），和其他更早期的研究一样，以所谓商业机密的原因，不允许第三方独立机构自由地详细阅读此类研究报告。这样的禁令本身就暗示了这些研究中含有孟山不愿意毒理学领域专家查看的内容。更加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环保署纵容了孟山都以保密为借口的这种欲盖弥彰做法。 尽管如此，美国环保署八十年代早期的存档与可以看到的备忘录仍然披露了一些大鼠研究报告包含内容的蛛丝马迹（9）。虽然上述研究进行的年代还没有采用国际实验规章和良好实验室规范（GLP），实验表明在大鼠三代研究中，大鼠的肾遭到严重破坏。每一个实验组中大鼠肾小管扩张的发生率都比对照组要高。在所有的实验组中，肾小管扩张和肾病同时伴随间质纤维化，研究员甚至在一些管腔内发现了无定形物质和细胞碎片，然而在对照组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大鼠出现了肾小管扩张的迹象。在大鼠实验中，膀胱粘膜的变化非常重要，因为肾聚集的代谢物会导致增生，这是肿瘤形成的早期必经阶段。在年，环保署觉得这些迹象非常危险，一开始便拒绝评定草甘膦的“无可见影响剂量”（NOEL）水平，要求孟山都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和研究。在孟山都年补充提交的附录中，孟山都试图弱化（实验中反映的）负面效果并且混淆实验数据，而环保署在此基础上接受了草甘膦不太可能带来危险的说法。但是孟山都知道，对研究中数据进行详细审查，极有可能威胁到自己野心勃勃的商业计划，所以孟山都（要求美国环保署）以商业机密为缘由封存这些研究文件，导致没有有效的第三方独立审查。在孟山都和环保署密谋下，为罔顾有害证据的出现，这些研究档案被置于无偏见专家的评估之外。（很清楚，环保署曾经考虑过致癌性--环保署早在年就知道草甘膦会导致肿瘤性增长和肾类疾病，但为了给该化学物设置“无可见影响剂量”（NOEL）的水平使之可以投放市场，环保署居然作为“一个谜团”驳回了这些发现）。 在大鼠实验中，投喂的草甘膦剂量是之后小鼠实验用量的百分之一（9）。目前还不清楚，孟山都为何决定在实验中使用如此小的剂量而且这样的研究如何得到环保署的接受，因此不得不怀疑，这些研究是被操控设计的，以避免出现器官病变的迹象。在年的备忘录中，环保署注意到了剂量过低的问题，并声称，说实验中的剂量皆与“最大耐受量”相距甚远，然而致瘤性同行评议委员会（TheOncogenicityPeerReviewCommittee）解释，“在接近最大耐受量的情况下，肿瘤有可能诱发。”随后，这项大鼠实验要求被重新进行。但是，为孟山都提供研究服务的生物动力公司（BioDynamicsInc）使用了三个内部操作且不相关的实验的数据，作为历史对照组来制造“实验干扰噪音”以及降低实验结果的重要性。 在年，孟山都的生物动力公司（Bio/dynamicsInc）开展了一次小鼠实验（10），在最高剂量组中，雄性小白鼠患有肾小管腺瘤（良性肿瘤）的可能性略有增加。同时在较高剂量组中也发现了恶性肿瘤。但是“两位病理学家得出判断，认为肾脏肿瘤与实验无关。”实验动物的其他的症状包括：小叶增生和肝细胞坏死、慢性间质性肾炎，和雌性近曲小管上皮细胞嗜碱性增多和肥大。所以环保署委员会判断草甘膦仅有“微弱的致瘤性反应”，然而实验证据却表明早期恶性肿瘤的可能。在向环保署科学顾问组询问建议时，他们说实验数据模零两可并要求在小鼠和大鼠中做进一步研究。于是，在年，一份进一步的研究报告递交了上来，环保署办事拖沓的部分原因是基于当时一种普遍的然而错误的想法：所有生理的反应都和剂量相关，所谓剂量越大，影响越严重。 尽管35年前人们尚不能很好地了解癌前状态，还错误地认为肾脏内的皮质腺瘤并不危险，但备忘录里的证据显示，或许在年以前，孟山都、BioDynamics有限公司以及美国环保署有关部门，已经清楚地知道用草甘膦喂养哺乳动物时可能会致癌。在备忘录里，还提及了大量“机密的”动物实验和数据的综述文献，目的是为了用这些附加的冲突数据来迷惑法规制定者。就这样，美国环保署公开接受了孟山都产品安全总监罗伯特·W·斯特里特（RobertW.Street）对草甘膦的安全性所做的担保，并批准这种产品能够在农田中使用（11）。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根据之后美国环保署年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环保署的专家在年之前便知道草甘膦会导致胰腺肿瘤、甲状腺肿瘤和肾脏肿瘤。 截止到年10月31日，美国环保署的网站上提及了-年间孟山都所做的五项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对恶性肿瘤和癌前状态的认识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这些研究至今仍未对外公开（12）。孟山都和美国环保署也从未进行随访或对这些研究作重新解释，只有Greim等人最近发表的文章提及了年的一次大鼠实验和年的小鼠实验（3）。美国环保署对草甘膦的评估自年以来就未曾改变，仍然是草甘膦“不分类为对人类致癌物”。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机构最近的评估，以及大量科学论文揭露出草甘膦对健康的危害（13），美国环保署的态度无疑是自打耳光，也显示了自己的无能。 约翰博士（Dr.BrianJohn）在代表“无转基因威尔士”网站（GM-FreeCymru,该网站致力于抵制转基因农作物进入威尔士）发言时说，“证据表明，在年孟山都和环保署就已经知道,秘密喂养实验中的动物在摄入少量草甘膦后出现恶性肿瘤和癌前状况。尽管环保署一些委员会在当时表达了担忧，但后来孟山都提交了干扰证据，就把这些担忧压制下来。孟山都的做法包括不正当地使用历史对照组中的可疑数据。这些研究没有任何一个开放给第三方作独立调查（14），这本身就是一桩丑闻。有人故意拖延并可疑地掩盖事实（15）。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机构已经证实草甘膦是‘对人类可能的致癌物’，无论孟山都和美国环保署如何争辩，他们都无法否认自己至少在35年前已经知道其致癌的可能性。如果他们当时能以预防性的方式行动的话，而不是故意闭眼无视科学造假行为（16），草甘膦就永远不可能拿到许可，千万生命也许能得救。” 已经退休的学术病理学家斯坦利·艾文博士（DrStanleyEwen）说，“草甘膦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人类中可能的致癌物，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年草甘膦已经与实验小鼠的肿瘤病变联系在一起。监管过程从未公布这一发现，因此，接下来几年癌症记录可能会不断增多。约翰·利特（JohnLittle）在私人交谈中告诉我，他发现过去十年英国65岁以下恶性肿瘤患者的人数惊人地增长了56%。据推测，英国人尿排泄中草甘膦含量与德国记录在案的含量相仿，因此人人都面临风险。草甘膦对乳房、前列腺，甚至胎盘在内的内分泌组织的影响，使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很可能会发现内分泌腺肿瘤的发生几率在不断地增长。然而，尽管（草甘膦产业的）草甘膦特别行动组早就知道草甘膦的动物实验报告中多起淋巴瘤与垂体腺瘤的病例，他们仍然否认草甘膦对人体的致癌作用。另一方面，顿·胡伯教授（Prof.DonHuber）最近在威斯敏斯特皇宫的一次会议上警告，如果不控制草甘膦的猖獗使用，后果将不堪设想。我确信年被隐瞒的实验结果已经增加了全球恶性肿瘤的风险。” 毒理病理学教授维安·霍华德（VyvyanHoward）说，“欧盟、美国与加拿大相关法规的建立，要求药品测试公开透明。许可药物的全部试验将不得不对公众公开。我认为农用化学品也不应例外，至少对药品的接触必须是自愿且知情同意的。几项生物监测研究表明，人类群体广泛接触草甘膦，但很可能没有得到知情同意权。鉴于大众对这种除草剂的许可流程已明显地失去信任，再加上有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证据揭露草甘膦的副作用，我认为，既然这些研究是其取得许可的依据，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公开草甘膦的毒理学研究而作为秘密。这些研究应该为公众所知。” 研究科学家安托尼·萨姆塞尔博士（Dr.AnthonySamsel）说，“孟山都的草甘膦‘商业机密’研究显示出睾丸细胞肿瘤以及多种器官组织肿瘤的显著发病率。研究也显示出草甘膦对肾脏造成显著的间质性纤维化作用，这尤其对脑下垂体、乳腺、肝脏和皮肤都会有极大影响。草甘膦对肺的影响也很显著，很可能导致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草甘膦呈现出逆向的剂量反应关系，并且其作用受pH值的强烈影响。从孟山都和美国环保署多份长期评估报告的结论来看，双方在年就知道草甘膦的有害性，但是环保署以‘商业机密’为借口将结果隐瞒，孟山都将草甘膦对公众健康与环境危害的真相欺骗与掩盖了几十年。自从食品中有了草甘膦残留，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与草甘膦的使用并行增长。孟山都农达除草剂中的草甘膦成分会残留在农作物上并进入食品供应环节，因此草甘膦无处不在。各国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孟山都以及其他持续破坏生物圈的化学公司。我们是整个生物圈的一部分，彼此相连。对一个人的影响，也使所有人受到影响。”
